泰山何以独尊丨秦始皇与泰山（上）

　　鹿锋（一）

　　在泰山，秦始皇开创了许多第一：第一次举行今天能被证实的泰山封禅，第一次在泰山留下今仍可见的唯一秦代碑刻——秦泰山刻石，第一次在泰山极顶筑造被后人称为“无字碑”的石阙，第一次设立管理泰山的机构并在泰山建设为皇帝出巡服务的场所，还有第一次在泰山封大树“五大夫”官职以及传说中的第一次在岱顶日观峰埋剑、在岱下熔铸锋镝等。

　　不仅如此，秦始皇还独出心裁地让文臣将国号“秦”字底部的“禾”字换成五行中代表秦德的“水”字，创造出一个新的汉字“泰”。“泰”字有“秦”字之形，承“太”字之音，寓秦朝之德，正大山之名。由此，“太山”成为“泰山”。

　　在秦朝，泰山由一座自然之山成为政治之山，由一座信仰之山成为礼制之山，由一座区域之山成为国家之山。

　　（二）

　　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公元前210年），嬴姓，赵氏，名政，又称赵政、秦政，或称祖龙。秦始皇出生于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的赵国都城，并在此度过了少年时期。公元前247年，13岁的秦始皇在位于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县境内的雍城继承王位，并于22岁亲理朝政。亲政后，秦始皇以非凡的胆识、魄力与智慧除掉政敌，并在公元前230 年至公元前 221 年间，先后灭韩、赵、魏、楚、燕、齐6国，于39岁统一中国，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秦朝。

　　秦始皇认为自己的功劳胜过此前的三皇五帝，便集合“皇”“帝”二字，自称“始皇帝”。他废分封、立郡县、设“三公”，实施书同文、车同轨、度同制，对外击匈奴、征百越、筑长城，对内通水系、建交通、改律令。但秦始皇的雄才大略、果断进取亦伴随残暴不仁、刚愎自用，这也导致其后秦朝民怨鼎沸、社会动荡，并最终使秦朝历三世 15 年而亡。后人对秦始皇的评价见仁见智：誉之者称“千古一帝”，毁之者谓“暴虐之君”。

　　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先后5次大规模出巡。其5次出巡中，有3次东巡。秦始皇东巡的次数之多、行期之长、刻石之繁前所未有。秦始皇为何如此热衷于出巡并尤其重视东巡？秦王朝与秦始皇又与东方有着怎样的关联？

　　（三）

　　秦人嬴姓。要追溯嬴姓的来源，首先要理清姓氏的内涵与流变。今天，姓与氏在生活中已不再区分。而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姓与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姓与氏的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其一，姓与氏的起源时间不同：姓早氏晚。姓起源于母系氏族社会，而氏产生于父系氏族社会。远古时期，为使本氏族与其他氏族相区别，各氏族往往会选择一种标志或符号来代表本氏族。这个标志或符号即人们所称的图腾。图腾即相当于最早的姓。

　　中国上古时期有著名的八大姓：姬、姚、妫、姒、姜、嬴、姞、妘。其中黄帝因居住姬水之滨而以姬为姓，炎帝因居于姜水之旁而为姜姓；妘为帝喾之姓，姚为帝舜之姓，姒为大禹之姓。这些古姓均含女字，以表明子女均为女性始祖所生。进入父系社会后，妻从夫居，子女归属由母族转至父族。随着子孙的繁衍增多，一个家族往往会分成散居各处的若干分支。为方便识别，这些分支往往会另外取一个名称作为标志。氏即进入父系社会后由姓而衍生出来的分支。随着女性在生产生活中作用的逐步弱化，不同族群间要追溯到一个起源久远的共同女性祖先已十分困难；而随着男性在生产生活中的作用不断强化，不同族群间要追溯到一个共同的男性祖先则变得相对容易。

　　其二，姓与氏的分化机理不同：姓少氏多。母系时代的得姓方式主要有以图腾为姓、以居地为姓、以族号为姓等。由于来源比较单一，姓形成之后便比较稳定。而形成于父系时代的氏则来源比较繁杂。古人命氏的方式有：以古姓为氏，如姬、姜、姚；以国名为氏，如齐、鲁、宋；以邑名为氏，如尹、魏、韩；以官名为氏，如司空、司徒、司马；以职业为氏，如巫、陶、屠；以住地为氏，如东郭、西门、东野；以先人字为氏，如皇甫、高、刁等等。由于姓少氏多，致使同姓异氏、一姓多氏的情况十分普遍，如父子兄弟同姓而不同氏，一个人可以有几个氏。据说由姬姓演化的姓氏有400多个，姚姓衍生出的姓氏60多个，妫与陈、田、姚、胡等姓氏均同根同源。秦人嬴姓分化为翟、徐、江、赵、秦、黄、梁、马等14个姓氏。由古至今，姓氏经历了几个爆炸式增长的阶段。春秋战国时期，仅有古姓 30 个左右。至汉代，姓氏已达到130多个。随着后世的由氏改姓，至明代，姓氏已增至4600多个。1996年出版的《中华姓氏大辞典》已载姓氏11969个。

　　其三，姓与氏的社会功能不同，姓平氏贵。姓是婚姻嫁娶的重要依据，姓同氏不同者，不可通婚；氏同姓不同者，可通婚姻。三代之前，妇人称姓，男子称氏；贵族有姓有氏有名，平民往往有名无氏。平时平民称名不称氏，如庖丁、匠石、医和都是在职业后面加上名作为称号，其中“庖”是厨师、“匠”是木工、“医”是医生；而贵族称氏不称姓，如孔子，子姓，孔氏，名丘，称孔丘而不称子丘。在这个时期，氏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一个人权力的大小、财富的多寡和地位的高低；封建制度建立后，只有嫡长子才能继承父辈氏号。秦汉之后，封建宗法制度逐渐没落，氏不再是贵族特有的标志，普通老百姓也能称氏了。尤其是秦始皇实施郡县制后，更加速了姓氏合一，如秦始皇，嬴姓，赵氏，名政，就叫嬴政。虽然人们平时并不敢直呼其“嬴政”“赵政”之名，但毕竟在姓名结构上，皇帝与百姓并无不同了。汉代以后，姓与氏由两个概念变为一个概念：姓即是氏，氏即是姓。

　　经过5000多年的变化与发展，中国姓氏文化已成为中国传统家族观念与血缘文化的重要载体与表现形式。目前，全国占姓氏总量不足5%的100个姓氏覆盖了85%以上的人口，其中李、王、张三大姓总人口达2.7 亿，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3 个同姓人群。中国的姓氏状况已成为研究中国人口尤其是父亲遗传物质起源、分布、流动的重要途径。

　　（四）

　　伯益是嬴姓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最为关键的人物。

　　在《尚书》《国语》《史记》等古籍文献的记述和后世的传说中，伯益是个集驯兽高手、治水能人、农业专家、地理通才、政治谋士于一身的智慧达人。不同典籍对伯益的名字有不同写法与不同称谓，如伯翳、柏翳、后益、益、费侯、大费等。据说伯益之名的来历与东方部族的鸟崇拜有关。有分析说，“益”是“燕”的音转，益为燕，燕为益，即玄鸟，即凤鸟。古时文字数量不多，同音替代十分常见。伯益的那些不同名字可能均因音转而成。

　　相传伯益的父系为少昊，母系是颛顼。历来多认为少昊部族生活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汶泗流域。《说文》载，少昊嬴姓。对少昊嬴姓的来源说法不一。有人认为少昊族以鸟为图腾，“燕”“嬴”音近，以鸟为姓；也有人认为少昊因居于位于今山东省济南市莱芜区的嬴汶河滨而得姓。伯益的母系祖先是颛顼的后裔女修。

　　《尚书》中的《舜典》《益稷》《大禹谟》对伯益事迹多有记载。伯益年轻时与大禹一起服务于舜。帝舜让伯益主管山川草泽。后来伯益又辅佐大禹。伯益从政50余年，做了许多大事、要事、好事。伯益擅长调训鸟兽。在远古时代，蓄养六畜事关生计，调训战马事关征战。他负责的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同时调训鸟兽的工作具有相当的技术含量，不经专门训练和缺乏实际经验难以胜任。传说中伯益能听得懂鸟兽语言，可能就是对伯益深知鸟兽习性的夸张性描述。伯益的这种特长成为嬴族的传统技能，让伯益的后裔中产生了很多善训善驭的人。伯益改进了凿井技术，教老百姓种植水稻，被后人称为“井圣”。相传《山海经》为伯益所作。现在看来，作为一本在民间长期流传的经典，《山海经》可能非一人一时之作，但可以推断的是，伯益应当在《山海经》的成书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记录、汇集、梳理作用。因懂得多、管得宽、干得好，伯益被舜封嬴邑，赐嬴姓，并得以与帝舜之姚姓家族结姻。

　　甲骨文中并无“嬴”字。最早的“嬴”字出现在西周时期的金文中。康殷释“嬴”为黑蜂；有人释“嬴”为熊；也有人释“嬴”为蚌螺一类的水生动物，认为这类动物为嬴族先民提供了重要的肉食资源。对于舜为何赐伯益“嬴”姓，后人解读各有不同：有人认为因伯益居于嬴地而得赐，也有人认为是帝舜嘉许伯益而让伯益归宗其父系少昊。

　　伯益受封的嬴邑在今济南市莱芜区羊里镇城子县村一带。此地位于大汶河三大支流之一的嬴汶河畔，距“少昊之墟”曲阜120公里，位于《山海经》所描绘的“少昊之国”的范围内。现在城子县村的“嬴城遗址”有两重，外城东西长600米，宽400米，内城东西长各约200米。遗址城墙为土筑，约始建于商末，20世纪50年代废弃。

　　大禹即帝位后，伯益全力辅佐。大禹崩前，举荐伯益继承帝位。大禹三年之丧期间，伯益已成为事实上的部落联盟领袖。但最终伯益并未能继承帝位，继承帝位的是大禹的儿子启。对于其中原委，先秦典籍有不同记述。有人认为因启贤能而伯益让位于启，也有人认为大禹虽指定伯益但并未正式禅让，所谓谦让只是做个姿态，真实的传位过程应充满了血淋淋的杀戮与赤裸裸的争夺。在今天看来，远古时代的权力承继由“传贤制”向“传子制”的转变有其历史必然性。大禹之时，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社会财富逐步增加，阶层分化日益明显，这些均使得部落的权力内涵发生重大变化。一种十分可能的情况是，启承帝位的结果实际上来自于大禹生前的谋划、布局和铺垫。在大禹的精心安排下，启以自身的军事实力与经济实力使伯益在权力斗争中日益被动并最终被杀。当然后来启也祭祀伯益，但这些似乎只是启为巩固政权而采取的安抚政策。无论历史真相如何，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事实是，从夏启开始，中国古代社会治理的方式由“公天下”转变为“家天下”。

　　（五）

　　秦人视伯益为祖先。但伯益生活在东方，秦人生活在西部，东方伯益的子孙如何变成了西方的秦人？

　　长期以来，对于秦人的来源，学术界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王国维、蒙文通等主张“西方说”，认为“秦之祖先，起于戎狄”；傅斯年、钱穆等主张“东方说”，认为秦人祖先或源自位于今济南市莱芜区的嬴城、或源自今山东费县、或源自今河南省范县。在很长时期内，两类观点难有定论。清华简的问世，让这一千古之谜有了清晰明确的答案：秦人是来自莱芜、曲阜一带的“商奄之民”。换言之，秦人的祖先是山东人。

　　2008年7月，一位清华大学的学生向母校捐赠了2388枚通过境外拍卖得来的战国竹简。经碳14测定，这批具有楚国文字风格的竹简是战国中晚期文物。因在秦之前就被埋入地下，所以这批连司马迁都没见过的竹简，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先秦古籍的面貌。清华简被称为汉代以来继孔子后人孔鲋“壁中书”、河南汲县古墓“汲冢书”之后中国历史文化的第3次惊世发现。专家们对竹简长短、编绳位置、字体间距、竹简内容等进行串联释说，找到至少63篇文献。这些文献内容关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具有极其宝贵的历史价值。

　　清华简《系年》第三章明确地记述了西周初年秦国先人西迁的过程。周朝（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朝代。周朝791年的国运可分为两个时期：西周（公元前1046年—公元前771年）和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害，西周结束。随之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东周前半期，是诸侯争霸较劲的春秋时代；东周后半期，是诸国相互征伐的战国时代。公元前256年，周朝被秦昭襄王所灭。

　　西周建立之初，其有效控制范围主要在以今陕西省西安市附近为中心的黄河中上游区域。周武王灭商后，听取周公旦的意见，分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今河南省安阳市附近的商王畿殷都地区，以利用他安抚统治殷民。同时武王派遣他的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殷都附近建立邶、鄘、卫三国来监视武庚，史称“三监”。周武王灭商后不久病逝。因13岁的周成王尚小，故由周公旦摄政。“三监”中年龄最长的管叔认为，按兄终弟及惯例，自己应当摄政。管叔心怀不满，便联合“三监”和武庚叛乱。

　　嬴姓国族是商的拥趸。伯益的第13代孙蜚廉参与了“三监之乱”。叛乱失败后蜚廉从今河南逃到位于今山东泰安、曲阜、莱芜一带的嬴姓大国奄国。逃至奄国后，蜚廉鼓动奄国反周。周公旦亲率大军东征平叛。经过3年的艰苦拼杀，动乱终得平定，蜚廉及其子恶来被杀。平叛后周公旦把这些参与叛乱的“商奄之民”遣送到今甘肃省天水市一带。这部分被强迁的“商奄之民”与先期西迁的嬴族人汇合在一起，成为后来秦国人的祖先。

　　（六）

　　嬴族作为“商奄之民”西迁只是嬴族长期以来不断西迁过程中的一部分。周公旦之所以把“商奄之民”遣送到甘肃，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此前早有嬴族在西部生活。

　　嬴族的渐次西移主要发生在商周时期。依据有关资料，嬴族西迁主要有以下几个节点：

　　夏末商初，费昌入中原。约公元前1600年至公元前1500年间，一部分伯益后人已迁入中原地区。在商汤讨伐夏桀的鸣条决战中，伯益的第7代孙费昌为商汤驾驭战车，立下战功。鸣条位于今山西省夏县之西。

　　商朝中期，中衍成诸侯。约公元前1400年前后，伯益的第7代孙孟戏、中衍兄弟为商太戊驾车。后来中衍成为商朝诸侯。约公元前1600至公元前1046年间，伯益的第12代孙中潏及其儿子蜚廉为商王朝“在西戎，保西垂”。商晚期直接统治的西方边界在今山西太行山之西、黄河之东。

　　周朝初期，蜚廉逃商奄。清华简记述的“商奄之民”西迁，即发生在这一时期。

　　西周中期，非子封秦地。蜚廉被杀后，其后人分为两支，一支到了山西，另一支辗转到了陕西。伯益的第17代孙、蜚廉的玄孙造父在山西石县一带为周穆王驾驭战车。因参与平叛立功，造父被封于位于今山西省洪洞县北的赵城。造父一族从此为赵氏。至春秋末期，赵氏后人策划发动了三家分晋，建立了赵国。伯益的第19代孙、蜚廉的另一支后代非子，迁居陕西省陇县一带。一次周孝王（公元前897年—公元前886年）巡视养马情况，发现非子养马技术高超，便派非子到汧水、渭水之间的地方去主管养马。因非子尽职尽责，把马匹养得雄俊无比，周孝王便将位于今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县城北的秦邑赐给非子，并让他再延续嬴姓祭祀。非子由此成为秦国的始封君。公元前858年，非子去世。此时的秦地，已约有二三万人。经秦侯、公伯、秦仲，秦庄公因伐戎有功被封为西陲大夫，并赐位于今甘肃省陇南市礼县永兴乡一带的西犬丘为其封地。到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列为诸侯，秦正式立国。在非子受封后的500多年里，秦人先后经过9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迁都，逐步从西部边陲迁至西周王室的故地，并最终定都于咸阳。至秦始皇，相传已是伯益的第46代孙。

　　在上千年的时间里，嬴族人不断西迁的轨迹大致为：从山东到河南，从河南到山西，从山西到陕西，从陕西到甘肃。这个迁徙的过程也可从地名的迁移得到印证。今山东省菏泽市的曹县、河南省商丘市的永城市、陕西省咸阳市的兴平市、甘肃省陇南市的礼县，从东至西，均有“犬丘”地名。“丘”本指黄河中下游地区居民筑房的台地，其名、实均与西部地区的“原”“坝”等不同。多地的“犬丘”地名应为由东至西渐次迁移所致“。秦”的名源亦或如此。非子的封地与后来的国号均称“秦”。“秦”的来源亦或泰山附近的地名相关。商末周初时，泰山以东临淄以南的淄水、汶水之间有“秦”地。《春秋》中所载的鲁地“秦亭”，在今泰山西南与山东省交界的河南省范县境内。唐朝诗人高适曾在诗中写到“汶上春帆渡，秦亭晚日愁”。按照古地名“名随族走”的命名规律，周孝王赐予非子的“秦”地，其命名应源于嬴族在山东故土的已有地名。